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 (3)

三、同“四人幫”的斗爭和1975年的全面整頓

“文化大革命”的長期持續和幾經反復，使人們對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的厭倦情緒越來越強烈。希望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生活有所改善成為廣大干部群眾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黨內圍繞著動亂與反動亂、篡權與反篡權、整頓與反整頓展開了更加激烈的斗爭。

十大前后，毛澤東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國歷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聯系起來。1974年1月，全國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毛澤東批準開展“批林批孔”運動，不僅因為林彪私下推崇過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傳歷史上法家堅持變革、批判儒家反對變革來維護“文化大革命”。

“四人幫”利用“批林批孔”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他們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點名攻擊中央、地方和軍隊的一批干部，還指使他們控制的寫作班子發表大量所謂“批孔”文章，影射周恩來是“現在的儒”，對周恩來前一階段恢復“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確的政策措施和落實干部政策的工作進行攻擊。他們的幫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機大搞突擊入黨、突擊提干，社會秩序再度混亂，剛剛有所好轉的國民經濟再遭嚴重破壞。

毛澤東對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亂社會的圖謀有所察覺，對“批林批孔”運動作出限制性規定，并在中央領導層提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結成“四人幫”的問題。這年下半年，毛澤東先后提出“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使“四人幫”再次搞亂全國的圖謀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發出召開四屆全國人大的通知。“四人幫”認為這是他們篡奪更多權力的機會，加緊陰謀活動，企圖由他們出面“組閣”。這時，毛澤東提議由已在1973年恢復副總理職務，并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的鄧小平，出任國務院排名第一的副總理。“四人幫”極為不滿，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借風慶輪事件對鄧小平發動突然襲擊，遭到鄧小平堅決抵制。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澤東作誣陷周恩來、鄧小平的匯報。毛澤東當即批評了王洪文。此后，毛澤東又多次批評“四人幫”，重申“總理還是總理”，并進一步提出鄧小平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這對江青的“組閣”企圖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發展經濟、振興國家的事業上來。這是飽受“文化大革命”內亂之苦的中華民族最強烈的愿望。四屆全國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員，為鄧小平隨后主持國務院工作奠定了基礎。但這次大會通過的報告、決議和憲法，未能擺脫“左”傾錯誤的影響。

四屆人大閉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來病情更加嚴重。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相繼主持國務院和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難之際的鄧小平，大刀闊斧地開始了整頓。他強調四個現代化建設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頓，部署以鐵路整頓為突破口，使堵塞嚴重的鐵路全部疏通，運輸狀況開始好轉。接著，開始整頓鋼鐵工業。鄧小平強調:把鋼鐵生產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堅強的領導班子，堅決同派性作斗爭，認真落實政策，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中國科學院和國防科技工作也開始整頓。文藝進行了政策調整。教育戰線的整頓同時在積極著手。軍隊整頓是各方面整頓中重要的一環，軍隊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這對抵制“四人幫”奪取軍隊領導權的企圖起了重要作用。鄧小平還提出:整頓的核心是黨的整頓，主要整頓各級領導班子，要在加快落實干部政策的同時，對強行搞突擊入黨、突擊提干的造反派區別不同情況分別作出處理。鄧小平還在六十年代初黨制定的工業等方面若干條例的基礎上，領導起草了《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等文件，提出加快工業、科技發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動生產向前發展”等重要觀點。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是“文化大革命”中黨的正確領導與“四人幫”的一場重大斗爭，整頓雖然還不可能直接觸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問題，但力圖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顛倒了的思想理論、政策是非加以澄清，從而開始了有限度的撥亂反正。整頓中，大部分地區的社會秩序趨于穩定，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轉向回升，工農業產品產量均有較大幅度增長，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國民經濟發展較好的一年。

毛澤東支持鄧小平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為了進一步闡明發動和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澤東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幾次談話中，提出若干有關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問題。他希望鄧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實現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然而，整頓工作的深入展開，勢必觸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逐漸發展成為對“文化大革命”的比較系統的糾正。這種發展趨勢，既遭到“四人幫”的猖狂反對，也為毛澤東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翌年初改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這個運動既違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會混亂。越來越多的干部群眾對長期持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感到困惑，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滿，要求社會安定和發展經濟的愿望愈加強烈。